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对待方式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政府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的政策是同化政策。这意味着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被要求以与非原住民人口相同的方式生活。这一政策行不通，因为他们不愿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

在20世纪60年代，政策改为融合政策。澳大利亚大多数男性在19世纪50年代获得了选举权，但联邦（the Commonwealth）选举权直到1962年才扩大到所有原住民。作为这一融合政策的一部分，原住民获得了公民自由，但仍被期望适应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亚文化。

1967年，超过90%的澳大利亚人在一次历史性的公民投票中投了“赞成”票，使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得以被纳入澳大利亚每五年一次的人口和住房普查。这表明，在当时，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应当享有与其他所有人相同的权利。

社会价值观的这种拓展以及原住民的强烈抗议，促使自决原则被引入，成为制定有关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政府认识到，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拥有发言权是很重要的。

20世纪60年代，北领地韦夫希尔（Wave Hill）的古林吉（Gurindji）罢工使有关土地权的抗议引起了公众关注。在文森特·林吉亚里（Vincent Lingiari）的带领下，原住民牧场工人从牧场罢工离岗，抗议工资和工作条件。他们的行动为埃迪·马博（Eddie Mabo）等人争取土地权开辟了道路。

根据1976年《原住民土地权（北领地）法》，原住民获得了澳大利亚内陆的部分土地。20世纪90年代初，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马博判决和1993年《原住民地权法》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可以依据他们自己的传统法律和习俗对土地提出权利主张。

澳大利亚被原住民地权裁定所覆盖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在这些地区，传统社会的某些方面仍在延续。

1997年5月，《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报告提交给澳大利亚议会。该报告是对大量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被从家中带走一事进行调查的结果。这些孩子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由于这份报告，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人于1998年在首个全国“道歉日”（Sorry Day）一起游行，以表达对原住民同胞的支持。